史景迁之《追寻现代中国》内容赏析

对于历史一直抱有兴趣。璀璨的希腊历史，浩瀚的中华历史，神秘的玛雅历史……人类世代的活动在时间长河上留下的痕迹，不免会让人们努力去追寻那逝去的往日故事。我们的历史，像是一本延绵不断的书卷，记载着人类文明曾经岁月。我们今日所处的环境，无不是历史的延续；而我们今日的作为，则是在伸展着历史的画卷。历史和今日，从来不曾有清晰的界线，所以可以以古为镜、以史明今。

中国的历史，从来不是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故事。自华夏文明诞生以来，华夏之族即与外族或冲突或融合。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文明冲突，即华夏族的周国和东夷之殷商的战争。战争见出分晓之后，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们也就得以占领中原这块当时东北亚地区最肥沃、最宜居住的大平原，并建立起一个传承两千余年不绝的文明，进而确立了东亚数千年来的文明格局，而这个事件的影响，一直持续到今日。

相同的，明末的中国，也处在一个世界大事件中。虽然明国的从皇帝大臣到商人农民，对遥远的欧洲和新大陆并无了解，但是南洋的贸易活动已经让东方的帝国卷入了“十六世纪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经济影响的大规模白银流动”之中。全球白银贸易网络的核心在墨西哥和秘鲁，而这两处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白银的开采需要西班牙皇室的特许。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起基地，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在此贩售布匹和丝绸，源源不断地带回白银。而十七世纪六十年代，因为明国中断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，在澳门建立了基地的葡萄牙人趁虚而入，在中国市场上收购丝绸，转销给日本，再从日本贩易白银，往来贸易。而中国的银价高于日本，葡萄牙人一次往来就能赚取更多的资本用于收购中国的丝绸，如此日本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。在1800年以前两个半世纪中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。然而，白银的高速流入，除了给中国商人迅速增殖财富外，也带来诸如通货膨胀、城市经济畸形增长等方面的问题。更为致命的是，遥远欧洲发生的在英国人、荷兰人与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之间的战事，导致了中国白银进口量的剧减，通货的紧缩导致白银囤积，银铜比价大幅度变化。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换得的只是铜钱，而向官府交税却要白银。而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一贯铜钱可以换约一盎司白银，到1643年一贯铜钱只能换大约1/3盎司白银，这个变化对农民的影响是可谓是一场灾难。

对于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的入侵，满清做出不少积极的反应。譬如书中写道：“清朝并非只是西方技术和火力的被动目标”，林则徐“在广州时就委托一些学者为他收集西方国家的信息，在广州和新加坡精选外国出版物。他还请美国传教士为他翻译国际法的一些主要章节。”而英国人在1842年就发现，清朝官员已经开始对西方新技术做出积极反应。英军在厦门发现一艘仿造英国样式的双层甲板、装备三十门大炮的战舰几乎已经可以起航，而好几艘相似的舰只也在建造中。在吴淞，又发现五艘装备有黄铜大炮的新式明轮船，在上海，英军则缴获了十六门崭新的装备有准星和燧石装置的十八磅重火炮。1862年，曾国藩即派遣三十五岁的容闳前往美国购买建造小型兵工厂的设备。1864年，远在欧亚大陆另外一边的普鲁士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，普鲁士战舰扣押了三艘在大沽港的丹麦商船。恭亲王的总理衙门利用1862年翻译的惠顿之《国际公法原理》解释了中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条约，不仅迫使普鲁士释放了丹麦商船，而且从普鲁士取得了相应的赔偿。1873年，总理衙门对外政策更加积极，组建了三个调查团向清廷报告生活在古巴和秘鲁的中国劳工的生活、工作情况。两个调查团的报告显示了中国劳工被虐待的惊人证据。因着这些报告，自1876年起，残酷虐待华工的行为被禁止，运送华工出洋的过程也得到更好的管理。类似如此的事件，在满清的历史上，绝非罕见。

如书中所言，“了解中国没有终南捷径……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切入历史记载，带着萦绕心际的问题，找寻到那些看似能折射现状的事件、人物和历史氛围”。然而，追寻历史还远不是史景迁先生著立本作的全部意义，史景迁先生更为关注的是对现代中国的解读。按照史景迁先生的理解，“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，既保有自己的特性，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尝新技术和新理念。”“我倾向于认为在1600年或更早——当然也包括此后的任一时间——就有了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。然而，不论是那时，还是二十世纪末，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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